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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跟随毛泽东在闽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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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改选前委时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自此,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地方工作。与毛泽东持同一观点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贺子珍等人也离开红四军相继前往。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德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点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


  “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


  这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泽东去了闽西。


  在我们到闽西之前,已有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但不很健全。我们去了之后,闽西革命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正式成立了特委,邓子恢仍任特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丞负责政权工作。在毛泽东建议下,我被任命为闽西团特委书记。


  由于红四军的入闽,有力地促进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加上特委领导力量充实后,各项工作得到迅速加强,团的工作也发展相当快。


  红军所到之处,儿童团、少先队很快建立起来。接着,龙岩、永定、上杭、汀州等县相继建立了团县委。


  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广大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儿童团承担了站岗、放哨的任务,年纪稍大点的就参加少年先锋队,参加斗地主、打土豪、分粮食浮财、烧地契等斗争;同时还协助大人们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闽西地方偏僻,封建势力猖獗,老百姓受封建影响深重,年轻人受旧礼教的压迫严重。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


  对于那些巫婆、神汉、相命、算卦、跳大神的,还有虐待童养媳、婢女、丫头的,少年先锋队就组织青少年斗争他们。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少年先锋队在全区普遍建立,而且逐步向军事化发展。永定、上杭县率先成立了“少年师”,以村为小队,区为中队,县为大队的建制来建立。只要特委一声令下,就能迅速聚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当主力红军开拔之后,少年先锋队也拿起武器,担负起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那时他们没有枪,只有鸟铳、梭镖和大刀,但是他们很勇敢。当地方反动势力乘红军不在卷土重来时,少年先锋队就配合赤卫队进行顽强的抵抗,有时还能缴获到一些武器。


  在当时的闽西,“少年师”具有相当的影响。后来谭震林把少年师编入了第四纵队,少年师番号因此取消。他们参加了正规红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年轻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儿童团和少年队曾经到寺庙里砸菩萨、赶走和尚,把祠堂中祖宗的神位打碎,甚至发展到连祖坟的墓碑也挖掉,对虐待童养媳的家人进行体罚,捆绑游街示众等,造成个别地方老人、父母同年轻人、儿女发生尖锐矛盾,甚至打起架来。


  团特委获悉后,赶忙召开会议,宣布我们既要反对封建旧礼教,但又要尊重一些传统的东西,如祠堂的牌位、寺庙里的菩萨、坟上的墓碑,无碍革命斗争大局,用不着砸掉,否则不得人心。


  针对一些童养媳解放了以后,对公婆等人进行报复的行为,我们也进行了教育,要她们尊重老人。


  在红四军两次入闽的鼓舞和推动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


  红军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并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


  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苏家坡,毛泽东、邓子恢都住在那里,毛泽东有时也到蛟洋一带指导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在苏家坡。


  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泽东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泽东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


  记得在苏家坡,毛泽东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


  毛泽东给大伙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切合实际。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道来且通俗易懂。


  毛泽东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泽东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毛泽东很喜欢同群众接触,同三教九流交朋友。记得刚打下长汀城时,他就邀请过佃农、裁缝工人、老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流氓头子6种人来参加调查会,从各个侧面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后来还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汀州的工业、手工业状况,了解社情民意。


  1929年8月,为了粉碎敌三省“会剿”计划,红四军前委作出分兵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到与广东交界的梅县、蕉岭一带游击,在外线打击敌人;毛泽东率领两个纵队留在闽西,骚扰敌人,分兵发动群众。


  毛泽东这时不在苏家坡,而是到永定的虎岗一带,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部队留下两个连队也在虎岗一带活动,保护毛泽东。


  大概是9月份下旬,红四军主力部队从梅县、蕉岭回师闽西,一举攻克上杭县城。


  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几个人迅速收拾文件和行李,连夜从苏家坡翻山越岭赶路。在打下上杭的第三天,我们抵达县城。


  一两天后,毛泽东也被担架抬着到了上杭。原来他在永定虎岗一带活动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全身浮肿蜡黄,肚子胀,看起来病得相当重。


  在上杭,毛泽东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毛泽东、邓子恢和我们都住在楼上。


  当时部队里没有医生,我们从上杭街上一个西药铺里请来医生。他看过之后说:“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


  他给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吃了很快就会好的。另外,他要我们给毛泽东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两斤牛肉来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当时驻扎上杭县城的红四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执行党的商业政策。因此商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鸡和牛肉都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


  我们专门为毛泽东请了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一只鸡,烧两斤牛肉,烧得烂烂的,每顿饭都喝一碗牛肉汤。20天以后,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毛泽东的病痊愈,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


  在毛泽东治病期间,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因为那时我已到地方工作,没参加这个会。会后红军主力又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只好撤出上杭,回到苏家坡。


  身体已完全恢复后的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走回苏家坡。毛泽东边说边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游哉悠哉的样子,而我们都要一溜小跑地跟在旁边。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最爱跟着毛泽东行军,听他讲笑话,摆“龙门阵”,走一路笑一路。他说:


  “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吃得也多,拉屎就像牛拉屎,一拉一大堆。”惹得我们笑破了肚皮。


  在苏家坡,我们住的房子有两层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我的对面屋。


  我看到毛泽东很用功,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每天都在读书看报。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毛泽东又喜欢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两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在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和一座小桥。晚饭后,我们经常陪同毛泽东夫妇去那里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晖。


  小溪里有很多的小鱼,当地群众用油脂多的树柴点了火,用铁丝编的罩子罩着,鱼见了火就聚拢过来。此时用鱼网一捞,就能捞上几条,一个晚上就可以捞上两三斤。


  有时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捞鱼,毛泽东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毛泽东很爱吃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头,因此,我们大家也很高兴去干这桩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突然来找毛泽东,说是接他回红四军。


  原来,陈毅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会后他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要他们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


  当时我们都跟特委一起住在蛟洋。毛泽东准备回部队,可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多月了,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我交代道:“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泽东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泽东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毛泽东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我知道我理解错了,顿感赧颜,我放低声调说:“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泽东,却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泽东吵架!


  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发火,后来每当我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


  毛泽东走后,我就和贺子珍住在一起。当时正好蔡协民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我就搬过去和贺子珍睡在一起。


  毛泽东离开苏家坡后,到了蛟洋、新泉,最后到汀州,与正在那里的红四军会合。毛泽东又重新主持前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开展各项调查研究和摸底工作,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为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由于汀州经常受到国民党部队的骚扰,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前委决定离开汀州,到比较偏僻的古田镇。


  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镇的一个祠堂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那时,我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来由于地方上有事,我就提前走了。


  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并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后,他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经宁化、清流、归化,回师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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