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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闽西的伟大革命实践——从一张珍贵的照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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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曾在闽西战斗过的开国上将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女儿朱筱秋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捐赠给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这张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摄于龙岩城的照片,从右到左分别是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此张照片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挥师入闽,三克龙岩城消灭陈国辉旅,第三次占领龙岩城后当天拍摄的。据朱新春说,这张照片是朱良才从龙岩寄回老家湖南汝城的,老家人怕被民团搜到就裱在中堂壁板上,于翻修房子时揭下来的。这张毛泽东在闽西时拍摄的照片充分佐证了毛泽东在闽西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毛泽东在闽西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泽东在闽西的罕见留影(图).jpg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摄于龙岩城的照片,从右到左分别是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

  一、深入进行社会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善于调查研究,正确的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踏着人生社会实践说话”,才能获得改造中国的良方。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毛泽东每到一处,就查阅地方志,了解当地历史;阅读各种报刊,掌握时事政治;搜集军事情况,调查敌情敌况;而召开调查会,则是他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策略的最贯用的方法。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共进行了17次比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从风云突破的1929年开始,毛泽东多次到闽西进行了七次较长时间和较广泛的社会调查。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毛泽东在长汀党组织的帮助下,别开生面地召开了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六种人参加的调查会,从而制定出打土豪、筹款的具体政策和对象,充分发动了群众。同时,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7月中旬,他在召开闽西一大期间,亲自主持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闽西一大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作准备。闽西一大后,毛泽东在上杭、永定农村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长汀城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在新泉整训期间,召开农民调查会、士兵调查会,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的思想、政治状况,对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梳理分析,对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作准备。1930年10月1日,毛主席在江西寻乌调查后,率领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在武平主持召开区、乡苏及赤卫队干部及活动分子调查会,并于10月9日第一次进入上杭才溪进行社会调查。1932年冬,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时,经常到郊区和农民一边劳动,一边拉家常,了解粮食收成情况:到红军斗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深入基层工会、商会、合作社、工厂、机关等,调查了解汀州市的经济建设情况。收集和掌握了丰富的经济方面的材料,着手起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33年11月下旬,毛主席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了中央苏区模范乡——才溪乡进行调查。调查了解了才溪乡在扩大红军、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模范事迹,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准备。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从7个方面总结了才溪乡的先进经验。

       二、总结土地革命斗争

      土地革命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

      怎样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开展,没有现成的结论。毛泽东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在总结闽西土地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和纠正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闽西是最早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区域之一。1928年6月永定大暴动后,在溪南成立了福建第一个红军营,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第一块红色区域。为此,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一方面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方面抓紧领导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在闽西特委,特别是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的领导下,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农一样分田”;“按各人原耕地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依照这样的土地政策,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和分配土地的办法,力求做到公平合理。此后在金砂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区推广实行,很短的时间分配了十多个乡两万多人口的土地。溪南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是福建史无前例的首创,是继澎湃的海陆丰,毛泽东的井冈山土地革命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溪南土地革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经验总结,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 193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议总结了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着重讨论了闽西和赣南苏区一年来土地革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在农村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富农和流氓阶层的政策,作了深入的研究,分别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最重要的贡献,明确规定土地分配的政策“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

      毛泽东通过深入闽西调查总结了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结合在井冈山,兴国的土地实践,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三、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

      为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在转战赣南、闽西后,红军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先后创建了闽西、赣南两块红色区域,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红军的壮大,本来存在于红军及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环境的变化有了新的滋长。同时,红四军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分歧,一场大的论争在红四军中展开,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军委,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为了统一思想,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党内思想争锋,意见不统一,会议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会后,陈毅应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不久,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由于过分民主,争吵不休没有结果。在此期间,中央决定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向红四军发出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创建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原则。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并在汀州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随后红四军离开汀州开往连城新泉,开展了新泉整训。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委,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四、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甚至有些人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来主义。1929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指导思想的错误,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专门批判主观主义,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了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就在实际上使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 “唯上”、“唯书”、“不唯实”,而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旗帜鲜明地写下了我党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全面展开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因此,必须十分注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因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完成。这些论述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已经趋于成熟。

       五、开辟中国革命新路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这是2007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央委员说的一段话。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秋,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9年春,为实施“围魏救赵”战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在了解了闽西的斗争形势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于3月20日在长汀的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提出了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在这次前委会上还认为“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剧,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古田会议后,经过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的经验,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的协成店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在此文中的这些精辟论述,指明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经济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根据地。并依托这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削弱瓦解国民党统治,夺取城市和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从《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探索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到了闽西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经逐步形成,中国革命新路从此得以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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